忽明忽暗的背影
——读何存中《最后的乡绅》
何存中老师宝刀不老，他像一杯陈年的酒，愈陈愈香，以每年好几篇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度，孜孜不倦地写作着。六十多岁的老作家，毫无颓唐之相，创作才情饱满不衰，写作技巧日益纯熟，似乎有写不完的题材和人物，在排着队等着他的召唤和抚摸。他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，一个为小说而生的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写作是我的心理需要，更是生理需要。”生理需要是什么？就是一种生物性的刚性需求，它比心理精神来得更迫切、更可靠。他旺盛的创造力来自哪里？这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文学的忠诚，由此不断写作积累与历练的结果，这是令人羡慕的一种创作状态。人生六十第二春，对何存中来说，他的创作真正处在最佳黄金期，也处在最好的创作春天。
《最后的乡绅》，何存中的最新一部长篇小说，这部26万字的书，耗去了我将近两周的阅读时间，娱乐五光十色，在这手机一统天下的当今，能安静地读完一本书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本书我读得很慢，一字不落地读，并做了标记，另外我要随时在网上进行搜索，查阅资料，查乡绅古敬之这个人的资料。何存中老师曾问我“看不看得进去？”我答说，看得进，但要慢慢看。他说，这就对了，《最后的乡绅》本来就不是一本“书当快意读易尽”的作品。需要慢慢读，慢慢品，慢慢通过文章与史料，来还原古敬之这个人物。
何存中写的是小说，不是历史，可有信史可查？我读《最后的乡绅》，并不完全是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的，更是当做人物传记文学来读的。史料性与文学性并重，这可以说是该小说的一大特色。因为读了《最后的乡绅》，我才知道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河南商城县有一个历史名人叫顾敬之，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情感，他丰富难测的文化意义和复杂多变的心理性格，以及乡绅与士绅的两难处境，正是在通过读小说和查资料中，逐渐了解认知的。
边读小说、边查历史，这样的阅读体验，在我还是第一次，这样的阅读也是有趣的，文学与历史，虚构想象与真实事实并存，在网上和纸质对照阅读中，得以补充交融与立体呈现。索隐派读《红楼梦》一样，探索幽隐，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"本事"，我也很想探知顾敬之这个人的“本事”。这样的阅读，有一种猜谜的趣味与豁然领悟后的悠然会心。比如，古敬之，就是顾敬之，我查到了他穿长袍的照片和家人的照片；潘鸣鹤，；小说中的灌河打船乡，就是商城达权店镇；古荆乐堂，就是现在商城的“顾荆乐堂”，它和长竹园、雩娄高中等，我都搜到了实景照片。何存中在小说中的有些语码，被我“破译”，不禁莞尔，颇有一点成就感。如小说中写到的南金石，是一个国画家，他画过《灌河上河图》，隐约有浠水画家王金石的影子；再如，小说里写到南金石的住宅“巴斋”，自然就想到了夏元明先生的“且斋”，巴与且，皆有男根之意也。
小说原型，
商城县达权店镇与麻城接壤
当然，小说毕竟是小说，不能完全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来一一对号入座，在读《最后的乡绅》里，我还是忍不住要把古顾二人画上等号，因为小说写得太具体、太真实可信了。大量的地理资料与历史史料的置入，极大增加了文本即为信史的阅读印象。巴尔扎克说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，这个说法，套用在《最后的乡绅》上，似乎也合适。通过顾敬之这个人物，横切面回望了大别山区的风土人情与曾经的腥风血雨，它丰富了我对那段历史的进一步认知，也对这一片地区隐秘性的精神性有了些许了解。
从小说价值与史料意义上说，这篇小说其实颇具有阅读的趣味。首先，人物故事本身的传奇性与生动性引人入胜。顾敬之这个人非常复杂，他身上发生的故事，本身就足够精彩，何况还有作家的组织、点染、虚构等艺术处理。古敬之是乡绅，更是士绅，他是一方豪强，甚至被成为土皇帝，他谄上欺下，压迫民众，聚敛财富，自我享乐。，史载：1932年7月，红四方面主力红军东去，顾返“亲区”实行报复。在长竹园五里山一次杀害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100余人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杀人坑”。同年9月，，，再度进“剿”县南苏区，参加制造了灭绝人性的西河桥（今安徽金寨县）“无人区”……当地人称他为“顾屠夫”。。他生逢乱世，带领民众抗击日寇、维护社会治安、振兴经济、发展教育，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事。他自筹资金，大力创办教育，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人才。使得抗日战争时期，使商城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独立王国。
顾敬之行宫“顾荆乐堂”
顾敬之创办的雩娄高中
读完小说，会产生一个疑问，古敬之是好人还是坏人？这样二元设问，永难作答。人性本来是复杂的，何况他这样一个有多重面目的人物。古敬之这个人，是具体历史时代与现实社会环境造就的一个“畸形怪胎”，他身上有浓重的封建思想烙印，也有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质朴的一面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，都是不科学的。这样具有复杂思想的人物，他的立身行事，自然会有两难，或前后矛盾的地方，他是一个忽明忽暗的远去背影，隐隐约约，逐渐向读者走来，一半明，一半暗，一时清晰，一时模糊，叫人难以看清。像他这样在边缘灰色地带，处在各种文化密集交汇处的人物，却具有文学典型意义，是艺术价值诞生的温床。
顾敬之的四房老婆，左二为四姨太，小说中南瑞云的原型
位于商城县达权店镇蔡家堂的顾敬之二姨太程方文故居
小说好，是语言的艺术。《最后的乡绅》语言上最大的特色，是儿歌、方言、谚语的融入，使得小说具有鲜明的大别山地域色彩与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。特别是，对地缘亲近的读者来说，具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、熟悉感与亲近感。每一章前，作者精心选择并附录有一首大别山童谣，摘自小说主角古敬之所写的《大别山童谣研究与鉴赏》一书，顾有没有写这本书，不得而知，不过那些童谣既隐喻该章主旨，又营造一种乡土与历史气氛，有很强的带入感，为具体的文字阅读先热身。第二章《富人的举动》，写的是古敬之创办红枪会，，与土匪争斗的故事，这章前的童谣引用的是《跟好人学好人》：“跟好人，学好人。跟着燕子学飞行。跟坏人，学坏人。跟着螃蟹学横行”。第八章《青白的河流》，引的是：“山歌本是古人留，留给世上解忧愁。三天不把山歌唱，三岁伢儿白了头。切记莫把古人丢。”这一章有“童谣梦”一节，重点写到《黄鸡公儿尾巴拖》和《竹子歌》，“将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天真与童趣、雄壮与魅力、责任与义务、自豪与憧憬水乳交融在一起。”意在从侧面写古敬之童年生长经历，烘托这个特殊人物的性格的某些来源。
除在章节处引用童谣借以开宗明义之外，作者在文中也大量引用了儿歌：“泡桐树儿泡桐丫，泡桐树下好人家，看的儿会种地，看的女儿会绣花”；“哪晓得兔儿跳活了，逃到地里吃青麦”。我读“叫雨尖”这一章，写播雨寺的道人请傅立松和顾敬之吃饭，他说：“中午吃点什么？山上种的？地里兴的？虽然不足挂齿，但很新鲜。”当那个“兴”字跃入眼帘，我着实愣了一下，“兴”，兴菜，种菜之，但“兴”比“种”字更具有动感与感情，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人说过这个字了。兴菜，当我读出这个字，仿佛看到水瓢抛向空中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颗颗金珠一样的水滴洒向碧绿菜圃丛中，不禁想起了儿时生活。童谣、方言、俚语，哪怕只有一个字，读来既不会感到枯燥，并且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不可估量的，它们像一个密码，会瞬间开启记忆的闸门，重温早年的乡土记忆，是一种灵魂的返璞归真与精神的还乡之旅！
除了童谣等民间文学的引入，在小说第九章中，还引入了“演义书”“影子戏”“长卷画”，以民间的视角审视古敬之这样一个历史人物。这三个部分写得非常成功，特别是“影子戏”，写得极为精彩，有条不紊，一气呵成，神采飞动，栩栩如生，写作技巧炉火纯青。大量的民间艺术元素插入，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含量，突显了鲜明的地域文化，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厚重感。小说的篇章结构形式也颇有特色，何存中明显参酌了章回体小说的形式，不过在篇章设计上，又却是散文化的，读来没有紧迫感与压抑感，在轻松的阅读中获知一些厚重的东西。
为了打破小说史料过于密集的板结之感，作者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，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。《最后的乡绅》在叙事上，最大的特点，是多重叙事角色的灵活转换。他设置了三个叙事主体：作者“我”、古敬之的灵魂，以及“万能”叙事者。“他述”与“采访”是现在进行时，“自述”则是过去完成时，时态上，不断超越与闪回，具有时间调度上的灵活性，也有时间历史的沧桑感。“万能叙事者”的“他述”自然是主体部分，叙述与描写，推进情节发展。古敬之的灵魂“自述”则让直接进入古敬之的内心世界，使读者站在主人公位置上，理解或接受他的所思所感。（比如小说尾声写古敬之受审时，让历史人物自己开口说话，为自己作一番陈词）。作者“我”的“采访见证”则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，增强了小说的可信度与纪实性。这三者自由转换，相得益彰，互为补充，并且摇曳生姿。
小说叙事中，较有创意的，是作者“我”与古敬之“灵魂”的对谈交流，从小说引子“漂泊的灵魂”开始，作者动了念头想写古敬之，“他的灵魂就像磁铁一样，吸附着我，缠着我的肉体，折磨我的灵魂，使我不得安生”，“他把我当成了大别山区通天接地的招魂人”。在随后展开的章节里，作者与古敬之的灵魂如影随形，穿越时空，处处共存，时时对话，魔幻色彩就此衍生。第九章“伸张的法度”里，作者进入灌河进行寻访，古敬之与作者同时欣赏说鼓书，“风摇荷动，浪花拍着池岸。我知道那是古敬之的动静。我及时制止了他……”接下来作者与古敬之的灵魂一说一答，并在随后的游历寻访中，他们二人时时交流，如一起旅游的朋友，“我是他的身，他是我的影”。读起来，会有点毛骨悚然的惊悸之感，分不清哪是现实，哪是过往，有股子阴气裹挟全身，或许，何存中就是故意要营造这样一种非古非今的混沌感与恍惚感吧！
在“春秋梦”这一节里，作者还安排古敬之的灵魂与孔子对谈，尽管孔子的自述稍有罗列之嫌，但这一部分显得很奇幻，“万能”叙事消失了，作者“我”也消失了，只有古敬之，还有跨时空而来的孔子。作者的用意，是想把古敬之放在儒家传统主流思想的大历史背景下去考量，使得小说叙事具有深层次感，也使得小说主题具有深度感与穿透力。作者要追问的就是为什么富则达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？为什么成王败寇？为什么公仆与贪官只一步之遥？界线在哪里？如何把握？何存中认识到这个题材和人物有极大的难度，所以思想大于内容，手法高于生活，他说：“中国儒家文化的血液流在读书人的身上得尿毒症，需要定期透析。”这个比如很深刻准确，古敬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思想意识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儒家文化，但也有一些变异的毒素（嗜血、帝王思想等），古敬之的失败，与那种毒素发生作用有很大的关系。
何存中的小说创作，从《姐儿门前一棵槐》到《太阳最红》，从《在河之洲》到《最后的乡绅》，逐渐从故事性走向艺术性，近年来，则从艺术性进一步转向了文化性，进而往思想性上进行开掘。小说是一门艺术，但更是一种文化，它是基于深层厚重的哲学美学基础上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，小说不是简单写一个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人物和故事，更要写出这个人物和故事产生的根源，把人物事件放到大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审视，去反思，去呈现，以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写出某种尴尬、无奈和两难。我觉得这样的追求是有意义的，也是一个作家真正成熟并走向高峰的标志。
当然，毋庸讳言，大篇幅史料与资料的引入，显得枝蔓较多，部分阻断了文气，影响了小说的连贯性和叙述节奏，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。坦率说，《最后的乡绅》这部小说犹嫌不足的，就是小说的许多章节写得繁花似锦，但整体气韵上不够畅达，读来常有阻滞、游离之感。其次是在人物的对话上，无论是哪两个人对话，好像都藏有机锋与故意抬杠，作者写得有味，乐在其中，读者则未必有兴趣久看。其次是在小说的情节复式编织上，略显单薄，比如南柱石死后，他的女友周杏子的出场，就有点突兀，如果之前埋一下伏笔，有所交待，或许更加自然，就不会凑泊之感了。
2018年6月7日，凌晨2点15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