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在1969年仲夏的一天，下午上班，在三年级教室门前，聚拢着五、六个小男生，盘坐在地上，一个人念，几个人听，津津乐道，个个脸上乐开了花。
我悄悄站在他们身后，足有十来分钟了，竟没一个人知道。他们念完这页翻那页，我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一本儿歌集。这时，我轻轻咳嗽了一下，他们听出了我的声音，连忙收起了书，站了起来，有的冲我嘻嘻笑了起来，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。
我从他们手里拿过这本书，翻了翻，是本旧儿歌集，不知翻看了多少遍，连封面都不见踪影了。看我拿着书，凝神思索，其中一个学生对我说：“老师，这本书是我城里姥姥家拿来的，人家孩子扔掉的”。
看其行，听其言。当时，我心中真不知是啥滋味，高兴、苦涩。高兴的是，学生们的求知欲高，别的孩子扔掉的读物，他拣回来当成宝贝，不但自己看，而且还让小伙伴们分享。感到苦涩的是，农村孩子课外读物太匮乏了，孩子们多么需要课外读物啊！
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萌发了自己写儿歌，供给学生们一些精神食粮，从此，补充他们缺少课外读物的遗憾。其实，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，一但心定的事，就即刻去干，干就把它干好。一个星期天，徒步去了离学校50里远的新华书店，买回几本怎样写儿歌等有关书籍，一边啃书本，一边探试性的创作儿歌。一字一字的推敲，一遍一遍的修改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自己心中有个小计划，每周创作出三首，一、三、五早自习前，工整地写在黑板上，学生们自习时，抄在小本子上，早晚吟，上、下学路上诵，既学到了知识，又陶冶了情操，甭提他们有多高兴了。
旗教育局领导知道此事后，还叫我去局里，在培训小学校长班上，让我做专题讲用。
小学生模仿性强，可塑性大。作为教师的我，除了由浅入深，潜移默化，启迪教育外，利用业余时间，给他们创作健康向上，赋有童趣，朗朗上口的新儿歌，小学生们特别喜欢哼唱。故此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我创作出儿歌1000多首。
1980年7月，我应邀去长春《》编辑部参加笔会，儿歌《三代琴》，几名编辑老师轮流观看，当即表示在刊物上发表。
1999年6月，应《北方少年报》编辑部之邀，随草原记者团赴上海参加夏令营活动，七天时间，看了上海红船，、上海博物馆、黄埔公园、外滩陈列馆、大世界游乐场等20多个景点。除此之外，还进复旦大学，当了一日大学生。
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未来的希望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党培养多年的一名人民教师，如今，身子虽然离开了课堂，可心却永记孩子们。从千余首儿歌中，筛选出一部分，汇成《山鸽子花》一书，经有关部门领导审核允许，内部印刷了5000册，只收工本费。这5000册书，不到两个月就销售一空了，然后，又印了5500册，还满足不了旗内一些小学生们需求。
大沁他拉镇光明小学，500多名小学生，人手一册，早自习时，一些老师领其朗读，把儿歌集当成了必须课，每当读儿歌时，学生们都特别高兴。
2008年，我从大量的儿歌中，选出231首汇成《溪流儿歌集》，由内蒙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印刷了2000册，发放到旗内一些小学。
2014年，老伴看我无所事事，在屋内一劲来回踱步。她关切地对我说：“你闲着难受，何必不再给孩子们写儿歌呢！”她的一句话，又激起我创作儿歌的热情。于是，我紧跟时代步伐，宣传主旋律，根据儿童特点，开始了《蒲公英》儿歌集的创作，历时60天，共创作出244首儿童喜闻乐见的新儿歌，因篇幅所限，拿出168首编入《蒲公英》一书，紧接着又全神贯注投入《山菊花》一书的创作。
这两本儿歌集，在旗关工委领导徐国兴主任鼎力帮助下，印刷了3000册，无偿赠送给一些少年儿童，当一些孩子接过文图并茂的儿歌集时，个个乐得合不拢嘴，旗关工委领导要给我润笔费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
过去的旧体儿歌，大都是五言、七言和三三七句，为了使儿歌在格式上更加别致、新颖，我在这两部儿歌集中，除保留传统格式外，我又尝试了格式各异的儿歌，出版后，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好评。